期刊信息
主办:中国财政学会
主管: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ISSN:1003-2878
CN:11-1077/F
语言:中文
周期:月刊
影响因子:2.582645
数据库收录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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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刊热词:
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特稿
汉武帝时期财政改革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任何危机的爆发,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,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危机也不例外,既有其表层的直接原因,又有其深层的根本原因。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。这一
任何危机的爆发,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,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危机也不例外,既有其表层的直接原因,又有其深层的根本原因。
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。这一时期推出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和措施,不管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其中政治上、经济上大一统的汉王朝最为引人注目,而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系列财政改革,更是重中之重的组成部分。
由于西汉前期一直奉行“黄老无为”的政治制度和“与民休息”的经济制度,至汉武帝时期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,各种矛盾开始凸现。西汉政府正值与匈奴大战在即,又逢连年的灾荒,再加上豪强兼并势力的不断膨胀,以致国库亏空,社会动荡。为了扭转这一局面,汉武帝及其理财大臣桑弘羊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,先后统一了货币制度,实行了算缗、告缗,推出了盐铁专卖政策,又实施了均输与平准,同时徙民实边,开展军、民屯垦,各项政策均取得了相应的成效,对当时、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刘凌认为西汉初期所采取的“抑末”政策,只是对工商业者本身进行了限制,而对工商业仍然是允许自由经营,这样的做法根本达不到“抑末”的效果;虽然土地和劳动力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,但他们不掌握货币权,再加上商人和商人资本的不断壮大,两者的矛盾必然日趋激化,最终造成了汉王朝财政的全面危机。张炳斌提出,汉武帝实行新经济政策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汉武帝长期开拓疆土,战事不断,最终导致国库空虚,国家财政面临危机;再加上从事工商业的地主蹛财役贫所造成的小农重困;同时还有工商业地主与政府皇权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。而崔凡芝,丁波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:第一是汉初以来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,小农背本而趋末,豪强富贾急剧膨胀,土地兼并愈演愈烈,三者相互作用,层层推进;第二是诸侯经济分裂割据,势力不断强大,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;第三是对匈奴用兵;第四是大规模的救灾、治险。
近几年来,关于汉武帝货币改革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。学者们已对汉武帝在位期间的六次货币改革进行了研究讨论,涉及改革实施的背景、具体过程,也谈及了每次货币政策制定的特定目的,特别是对铸币权、五铢钱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。黄仕忠认为,汉武帝之所以能够确立“三官”钱制,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禁止了民间的“摩钱取镕”,实际上也就是在技术层面上提高铸币难度的问题。汉武帝规定统一由政府铸币,统一发行,才为五铢钱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张南指出,西汉大一统专制政权给货币职能打下鲜明的烙印,汉武帝实行的全面抑商政策给私营工商业以毁灭性的打击,贵金属的流通职能、用于货币经营资本的信用支付职能随之失去了活跃的场所。
对于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政策,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,有褒有贬。傅允生认为,盐铁专卖政策缓解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困难,政府对工商业的全面介入,使工商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,从纯财政的观点看,官营工商业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;另外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官营工商业的传统也是值得称赞的一点,但是政策实施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③。张传玺也提出,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充实了当时的财政,支援了汉武帝四方的雄图,为奠定祖国南方、西南和西域的疆域,起到了重要作用,但同时,盐铁专营也存在有严重的问题,对民用经济实行垄断性的国营政策,是极易违犯价值法则,危害经济发展的。对此逢振镐也有所补充,他认为推行盐铁官营专卖政策,有促进盐铁业发展的一面,也有增加政府财政收入,缓解财政危机的一面,但是盐铁官营专卖,完全取消私营,不符合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,势必会阻碍、压制盐铁业的长远发展。
还有些学者,对盐铁专卖政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,如王连升提出汉武帝盐铁官营政策根本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措施,而皆为税收和剥夺政策。汉武帝推行这项政策的起因,是经济危机的需要,充其量不过是解除困境的应急措施,后果至少有二:一是工商业的逐渐枯萎;二是商人与官僚地主的勾结。
关于汉武帝实行告缗和算缗令,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。一种认为它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、豪强地主贵族的经济势力,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,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实力,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。另一种在肯定这项经济改革政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,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。毕道村认为,汉武帝前期,商品经济蓬勃发展,然而,汉武帝推行的包括告缗令在内的抑商措施却断送了这一大好前途,引出了自然经济的一场反动倒算,使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反复,汉武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抑商措施不是什么进步和革新,而是倒退和反动。此外,岳庆平还对算缗令实施时间进行了考证,认为汉朝两次算缗,皆值武帝时期,第一次算缗即“初算缗钱”,实行于元狩四年(公元前 119 年),是现金税,大概只征收 1 次;第二次算缗实行于元狩六年(公元前 117 年),是财产税,大概共征收了 6 次。
文章来源:《财政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czyjzz.cn/zonghexinwen/2020/1008/337.html